【遗产撷英】兴京、东京与盛京(上)——满清关外三京游记

图/费阿拉、赫图阿拉和永陵的位置关系 ©清源文化遗产,制图:赵婷婷

赫图阿拉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永陵镇东南。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努尔哈赤出生在赫图阿拉,其父亲是建州左卫的一个小部酋长。此时的赫图阿拉只是一座不起眼的小村,而建州女真比较重要的军事中心是一座距离赫图阿拉并不遥远的“旧营寨”。随着努尔哈赤军事实力的增强,万历十五年(1587年)他在“旧营寨”基础上重筑新城,称作费阿拉城,并在此称王。又过了十余年,努尔哈赤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回到其家乡,重新选址,建立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王城——赫图阿拉,并将建州女真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从费阿拉迁往赫图阿拉。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正式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成为后金大汗,年号天命。

赫图阿拉城坐落于台地之上,南靠羊鼻子山,北临苏子河,遥望呼兰哈达山。站在城址之上,四周峰峦起伏,诸水萦绕。后来康熙皇帝来赫图阿拉祭祖时曾赋诗称赞其环境:“霭霭兴王地,风云莫可攀,潆洄千曲水,盘迭百重山。”赫图阿拉城有内外两重,内城是万历三十一年初建的,外城则建在两年之后。内外分工,内城为居住区,外城则以驻兵为主。

图/苏子河的夕阳 ©清源文化遗产,拍摄:李晶

图/ 赫图阿拉城址现状图 ©清源文化遗产,制图:赵婷婷

如今,赫图阿拉内城部分已被开发为景区。整座城位于羊鼻山半山腰,城墙的形状随着山体改变而呈不规则形状,周长约四里,文献记载“南三门,北三门,东二门,西一门,门皆用木板”, [注1]实际考古仅发现东、北、南三门。内城的城墙以东城墙北侧保存状况最好,从城内看约高4米,但由于整个内城修建在台地之上,所以若从城外墙基计算,城墙则高达20余米。

图/赫图阿拉内城城墙 ©清源文化遗产,拍摄:李晶

内城范围并不大,顺着坡道从东门进城,一路向西,不久便来到了内城的中心点——罕王井。井口二尺见方,井水充盈,相传赫图阿拉城便是围绕这口井而修建的,努尔哈赤曾称此井“千军万马饮不干”,颇具传奇色彩。

继续向西,地势渐升,爬上高岗后右手边的一座大型院落便是赫图阿拉城内最为核心的权力空间——尊号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便是在这里宣布建立大金国,这也是尊号台得名的由来。两年后,努尔哈赤也是在这里以“七大恨”告天誓师,正式对明宣战。可以说,尊号台见证了后金建立之初的所有重大事件。然而这鼎鼎大名的尊号台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历史文献中却并没有太多记载,唯一可以在朝鲜史书《燃藜室记述》中寻到一点蛛丝马迹。据记载天命四年时,一些在萨尔浒之战被俘的朝鲜人被押解到赫图阿拉,见努尔哈赤“坐三间厅上,着黄袍、锦衣,左右姬妾三十余人,环珥罗列者二千余人,盛设宴具。先招两帅立于五层阶下” 。而考古发掘出的尊号台是东一西二的三座台基,均呈长方形,台基墙体以砖石混筑而成。考古学者通过分析三座台基的规模和结构,推断尊号台遗址应该分为东西两院,东院是处理国家大事、举行重大仪式的办公场所,硬山顶青砖瓦房;西院南部建筑为寝宫,北部为配殿,是生活和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 [注2]赫图阿拉时期的宫殿建筑,仍处在比较朴素简陋的阶段,没有琉璃瓦件,也没有复杂的建筑结构。

不过,现在展示在公众面前的尊号台复原建筑,显然要比考古学者的描绘壮观许多:开阔的广场分两路,西路为重檐八角型的汗宫大衙门,东路为硬山顶汗王寝宫。这里复建的八角大衙门大概是以沈阳故宫的大政殿为原型,暗合了八旗八贝勒的制度,但实际上,八角型议事大殿的造型最早也是要到辽阳东京城时期才出现的。

图/赫图阿拉尊号台遗址,来源:李凤民、陆海英:《清朝开国第一都城——赫图阿拉》,《紫禁城》1994年第02期, 第11-13页

图/赫图阿拉尊号台(汗宫大衙门)现状 ©清源文化遗产,拍摄:李晶

图/罕王井

©清源文化遗产,拍摄:李晶

图/城隍庙遗址

©清源文化遗产,拍摄:李晶

图/文庙(复建)

©清源文化遗产,拍摄:李晶

图/普觉寺(复建)

©清源文化遗产,拍摄:李晶

图/赫图阿拉外城景象 ©清源文化遗产,拍摄:李晶

距离赫图阿拉不远的清永陵,埋葬有努尔哈赤的部分先祖,被称作关外第一陵,2004年作为明清皇家陵寝扩展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陵里面游客寥寥,比起北京、沈阳的明清帝陵,知道永陵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大概可以说是我国游客最少的世界遗产地之一了吧。虽然这里没有清东陵、西陵的豪华壮观,但独具特色的满族风情也绝对令人眼前一亮。

其实这里最开始只是努尔哈赤的家族墓地,葬有其曾祖、祖父、父亲以及伯父礼敦、叔父塔察篇古等人,墓地也没有专属的名字。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的爱妻孝慈高皇后去世,亦葬于此处。直到天命九年(1624年),努尔哈赤在东京城附近修建东京陵,将其祖父、父亲、孝慈高皇后及其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等人迁往东京陵安葬。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又在赫图阿拉祖墓中设努尔哈赤六世祖的衣冠冢。至顺治时期,开始设官兵守护陵寝,提升规制后又因为东京城废弃已久,再次将葬在辽阳东京陵的部分先祖重新迁回此地,这才命名为永陵,取江山永固之意。

图/清之先祖世袭表,来源:网络,陵寝信息为作者添加

图/永陵神道 ©清源文化遗产,拍摄:李晶

图/永陵碑亭 ©清源文化遗产,拍摄:李晶

图/宝城内的五座先祖坟冢 ©清源文化遗产,拍摄:李晶

辽阳——东京城

天命六年(1621年)3月,努尔哈赤攻克了辽东都指挥所司所在地辽阳城。辽阳所处位置控扼辽东,东临群山,西为平原,襟山带海,据南下通道,是明朝在辽东地区的中心城市。占据了辽阳,便相当于一把利刃插入明王朝版图内,后金的铁骑从此可以向南突驰。在这种情况下,处在山区的赫图阿拉便显得偏远不便了,努尔哈赤果断决定迁都辽阳。

定都辽阳之初,努尔哈赤和后金的军队在原辽东都司城内安顿下来。但大量的满人涌入,与城内原住的汉人不断产生摩擦,况且辽东都司城体量巨大又遭受战火,已经超过了满族人能够控制和维持的限度。是否择址另建新城?努尔哈赤与大臣们就此有过一番讨论。大部分人觉得旧城设施尚可使用,此时新建城池过于劳民伤财。而努尔哈赤则坚持认为旧城难以管理,不利于后续的统治,不可贪图一时的方便而影响宏图大业的开展,最终力排众议果断决定在辽阳城外太子河东岸新建一城。天命六年(1621年)6月,新城正式开工,至次年7月完工,努尔哈赤及后金政权迁至新城,史称东京城,这也是清代满汉双城制度之滥觞。

天命九年(1624年),努尔哈赤又在东京城东北2公里的阳鲁山建东京陵,从赫图阿拉将祖父、父亲、孝慈高皇后及继妃富察氏、皇伯、皇叔、皇弟、皇子等墓迁葬于此。在东京城期间,努尔哈赤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改革,使后金政权完成了从部族政权向国家政权的过渡和转变。

然而战争形势瞬息万变,恐怕努尔哈赤也没有意料到,他花费众多人力物兴建起的东京城,实际仅使用了短短四年的时间便被废弃了。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决定将国都迁往沈阳,东京城的一切官员、衙署,据传甚至包括建筑材料,都一同迁去了沈阳。

图/东京陵 ©清源文化遗产,拍摄:李晶

近四百年过去了,如今的东京城只留下了残垣断壁和地面偶然可见的砖瓦残片。城门中仅南面的天祐门尚存,现已进行了修复,城墙则仅西南角及北、东城墙的个别段落尚有地面遗存。根据残存的地面遗迹和考古人员对地下遗迹的勘探,东京城平面呈菱形,南北城墙一千余米,东西城墙八百余米,每面二座城门,一共八门,可以说是相当规整的城市形制了。东京城修建速度极快,从努尔哈赤下令到完工,只用了一年有余的时间,因此学者们多认为东京城大量使用了辽阳老城的建筑构件。这一点从东京城城墙中参差不齐的石砖可以得到证实,仔细观察天祐门的墙砖,很容易便能找到各种石碑、台基、拴马柱等残件。

图/东京城城墙石砖中使用的旧须弥座 ©清源文化遗产,拍摄:李晶

城内发现建于后金时期的房址三处,其中汗王宫遗址和八角殿遗址分别位于城内小山的两个相距不远的山头之上,把持着全城制高点的位置,另外一座弥陀寺遗址则是皇太极时期所建。很显然,汗王宫和八角殿继承了赫图阿拉尊号台中“汗王寝宫”和“汗宫大衙门”的职能,同样选择了居高而建。只不过已经从山区走向平原地带的后金政权,在建筑工艺和技术上更多地吸收了汉族特色,在八角殿遗址处曾发现绿彩六角砖和琉璃构件,以及绿砂石栏板和柱础石,说明东京城的八角殿已经采用了琉璃瓦装饰,不再是朴素的硬山砖房了。正如后来朝鲜使者在路过东京城时记录的:“新城城内别无人居,只有八角小亭,巍然独存于丘陵之上。” [注3]。

图/东京城现状航拍图(2018) ©清源文化遗产,拍摄:徐秀川,制图:李晶

图/修复了的天祐门城门 ©清源文化遗产,拍摄:徐秀川

图/天祐门老照片,来源:网络

努尔哈赤对于汉族儒家文化是持尊重和学习态度的,这从东京城城门的名称中也可见一斑。据康熙《辽阳州志》所载,“东京城……城门八:东门二,一曰抚近、一曰内治;西门二,一曰怀远、一曰外攘;南门二,一曰德盛、一曰天祐;北门二,一曰福胜、一曰地载。”这些城门的名称均取自于儒家经典,有的体现出天下一统、内外安定的愿望,有的则是儒家所追求的以德治国、承天载地。显然,清朝的统治者们对于东京城城门的命名是很认同的,在迁都沈阳并设立盛京之后,皇太极又以同样的一套名称命名了盛京城的八门,继承了在东京城便生发繁衍的“承天授命”思想。另一方面,东京城的城门门额为满汉双文的形式,亦代表了努尔哈赤对汉人和汉文化的示好与接受,更表现出努尔哈赤南下入关、统治汉地的长远打算。

图/尚未修复的东京城东墙南侧 ©清源文化遗产,拍摄:李晶

图/东京城抚近门满文门额,藏于辽阳博物馆内 ©清源文化遗产,拍摄:李晶

沈阳——盛京城

沈阳盛京城,是关外三京中最被大家熟知的一座。沈阳处在辽河、浑河冲积平原与辽西丘陵的接壤地带,比辽阳更具有直出辽西、威胁山海关的条件,广大的河流腹地也为后金大军的粮草供给提供了方便,更远离了辽东沿海的毛文龙海军骚扰。因此,虽然东京城建成仅四年,努尔哈赤又一次迁都了。

初时的沈阳中卫城,四面四门,努尔哈赤在北门内设汗王宫,而在城内中心偏南的地方修建了大政殿和十王亭。大政殿坐落于2米高的台基之上,八角重檐攒尖琉璃顶,面南而开。在其殿前左右两侧各排列有五座青瓦方亭,分别代表八旗和左、右翼王亭,故称“八旗亭”或“十王亭”,是各旗贝勒大臣处理本旗事务的办事衙署,与大政殿共同组成主辅有序、彼此呼应的建筑布局,继承了东京城八角殿的建筑形式,并将八旗制度进一步深化。

努尔哈赤到沈阳一年有余便去世了,其子皇太极继位,继续改建沈阳城,重修城墙,改四门为八门,门的名称则沿用了东京城的八门之名,对皇宫区更是进行了大规模增建,基本形成了现在沈阳故宫的中路建筑群。此时的布局进一步吸收了中原王朝的建筑特色,中心对称,前朝后寝,布局规整,但在细节之处仍然承载着满族特色。正门大清门、正殿崇政殿、寝宫清宁宫,均是五间硬山起脊的样式,外墙厚实,造型稳重,琉璃构件的装饰也具有民族特色。尤其是后寝区,整体修建在一座四米左右的高台之上,凤凰楼更是当时全城的最高建筑,仍然带有赫图阿拉尊号台、东京城汗王宫一般居高而立的满族传统特征。寝殿内部设施更是有东北特色,三面火炕,以西为上,供奉萨满神龛。

在此之后,历代清帝又陆陆续续对沈阳故宫有过建设,现在中路两侧的行宫、太庙,以及西路的文溯阁和戏台等,都是乾隆时期增建的。沈阳故宫的修建,从后金延续到清朝最鼎盛之时,历经六代,直到道光时期,皇帝东巡祭祖时仍然在此驻跸并举行庆贺和祭祀典礼。

图/努尔哈赤时期(左)和皇太极时期(右)的沈阳城,来源:沈阳故宫博物院内展陈

图/沈阳故宫里努尔哈赤所建的大政殿和十王亭 ©清源文化遗产,拍摄:李晶

图/沈阳故宫中路建筑群中的凤凰楼,是皇太极与其后妃便宴和读书之处,也是清代沈阳城内的最高建筑 ©清源文化遗产,拍摄:李晶

图/沈阳故宫寝宫内的火炕 ©清源文化遗产,拍摄:李晶

图/文溯阁,乾隆皇帝所建专门用来收藏《四库全书》的场所,来源:沈阳故宫博物院官网

在清朝入关前的两位帝王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均驾崩于沈阳。沈阳东郊的福陵,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皇太极天聪三年从东京陵迁葬于此)的陵墓;东郊的昭陵,则是太宗皇太极以及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陵墓。福陵、昭陵以及赫图阿拉附近的永陵,合称关外三陵。而东京城旁的东京陵,则由于先祖陵寝的迁出,已不再是真正的皇陵,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冷落了下来。

顺带八卦一下,我们熟知的孝庄太后即孝庄文皇后,在皇太极时期并非皇后,而是在顺治帝登基后,作为皇帝之母与她的姑姑也就是皇太极正式册封的皇后(后来谥号为孝端文皇后)并尊为皇太后。由于孝庄太后实在是长寿,享年七十五岁,其去世时已经是康熙二十六年了,距离其丈夫皇太极驾崩已经过去四十五年。另外孝庄留给康熙的遗嘱也说,她心里念着顺治、康熙父子,不忍远去,务于孝陵附近安厝,这样才能于心无憾。于是孝庄便没有安葬于沈阳的昭陵,而是葬在了清东陵外的昭西陵。

图/清福陵,来源: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

图/清昭陵,来源: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

结语

透过关外三京的历史遗存,我们仿佛打开了一幅描绘清朝早期发家史的宏大画卷。从充满山城质朴气息的龙兴之地兴京赫图阿拉,到旋兴旋废却承担着重要过渡功能的东京城,再到几乎具备统一帝国都城特征的盛京城,满族先祖的智慧和中原儒家的思想逐渐融合在一起,为多元一体的清朝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正如上文所述,三京的保存现状各异,面临的展示利用状况也各不相同。赫图阿拉城作为景区对外开放,已进行了部分展示利用,但由于早期相对历史记录较少,研究比较困难,故而部分复原和阐释的真实性有待商榷。而盛京城相对来说建筑保存较为完整,游客众多,颇负盛名,但需要注意的是盛京城经历了有清一代不断的使用、维护和增建,众多历史信息相互叠加,如何将这种重要而有趣的沿革演变给游客讲述清楚,也是一项挑战。至于东京城,由于实际使用时间很短,又被有意拆除,故而遗迹保留较少,但也正因为如此,没有后期的叠压和改造,其建造最初留下的原始信息反而更容易保留。融合和过渡,将会成为未来东京城阐释利用的关键词。

注释:

[1](明)程开祐 辑:《筹辽硕画·东夷奴尔哈赤考》

[2]梁振晶:《赫图阿拉城“尊号台”遗址建筑格局及相关问题讨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5期, 第54-60页。

[3](清)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见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二辑(第三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48 页。

参考文献:

[1]李向东:《赫图阿拉城形态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1期。

[2]刘正爱:《观光场域中历史与文化的再构——恢复赫图阿拉城》,《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 2009年第二辑。

[3]《辽阳东京城城址内地块项目文物考古勘探报告》

[4]董平:《辽阳东京陵》,《紫禁城》,2003年第1期。

[5]李声能:《满族早期都城的空间特点分析》,《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6]铁玉钦:《论清入关前都城城郭与宫殿的演变》,《沈阳故宫博物馆论文集》,1982年。

[7]阎崇年:《清初三京与都城三迁》,《中国古都研究(第四辑)——中国古都学会第四届年会论文集》,中国古都学会,1986年。

[8]王禹浪、许盈:《近30年来清前期“关外三京”研究综述》,《黑河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自2017年起,CHCC团队承担了辽阳东京城遗址的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工作。作为满清历史早期连续的城市发展序列,“关外三京”无论在城市选址格局、防御系统构建、建筑的形制、城市的运行机制乃至陵寝制度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开展相关文献资料收集分析和研究成果梳理的同时,我们利用现场踏勘调研结束后的周末时间考察了兴京城赫图阿拉和盛京城沈阳。形成了上、下两篇文章,上篇为较为轻松的“关外三京游记”,记述三京的营建历史、保存现状和考察过程中的直观感受; 下篇则会略微“板起面孔”,开展三京在城市营建特色上的比较研究,重点阐述辽阳东京城遗址的价值特色。敬请期待!

项目名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京城城址保护规划

起止时间:2017年6月起

项目委托方:辽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和体育局

项目承担方: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文化遗产中心

项目组成员:刘业成、徐秀川、李晶、赵婷婷、韩露

作者:李晶

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限公司 二所 规划师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专业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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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校对蔡晓萌,编辑胡玥,排版廷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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